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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:中国人学文学,是学做人的大道
日期: 2024-01-05   来源:    浏览量:

钱穆(1895年7月30日—1990年8月30日 ),字宾四,笔名公沙、梁隐、与忘、孤云,晚号素书老人、七房桥人,斋号素书堂、素书楼。江苏无锡人,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。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 。中国学术界尊之为“一代宗师”,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、国学宗师 ,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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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,讲思想与哲学,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。在中国文学中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。某一作家把他的学问和性情,真实融入人生,然后在他作品里,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。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,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,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。他的一生,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。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,才是最有趣味的。

文学和理学不同。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,但他们的真实人生,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。理学家教人,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。论其效果,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,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,反而对你影响大。因此父兄教子弟,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。文学对我们最亲切,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。正因文学背后,一定有一个人。清儒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里说,古人有子部,后来转变为集部,这一说甚有见地。新文化运动以下,大家爱读先秦诸子,却忽略了此下的集部,这是一大偏差。

再来谈陶渊明。陶诗境界高。他生活简单,是个田园诗人。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,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。陶诗像是极平淡,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。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,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,把这两者配合起来,才见他人格的高处。西方人分心为智、情、意三项,西方哲学重在智,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。情当境而发,意则内涵成体。"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,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。"须明得此真意,始能读陶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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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、杜、李、王四人,林黛玉叫我们最好每人选他们一百两百首诗来读,这是很好的意见。但我主张读全集。又要深入分年读。一定要照清朝几个大家下过工夫所注释的来读。陶、李、杜、韩、苏诸家,都由清人下过大工夫,每一首诗都注其出处年代。读诗正该一家一家读,又该照着编年先后通体读。湘乡曾文正在中国诗人中只选了十八家。而在这十八家里边,还有几个人不曾完全选。即如陆放翁诗,他删选得很好。若读诗只照着如《唐诗别裁》之类去读,又爱看人家批语,这字好,这句好,这样最多领略了些作诗的技巧,但永远读不到诗的最高境界去。曾文正的《十八家诗钞》,正因他一家一家整集钞下,不加挑选,能这样去读诗,趣味才大,意境才高。这是学诗一大诀窍。一首诗作很好,也不便是一诗人。一诗中某句作得好,某字下得好,这些都不够。当然我们讲诗也要句斟字酌,该是僧推月下门呢,还是僧敲月下门?这一字费斟酌。又如王荆公诗春风又绿江南岸。这一绿字是诗眼。一首诗中,一个字活了,就全诗都活。用吹字到字渡字都不好,须用绿字才透露出诗中生命气息来,全诗便活了,故此一绿字乃成得为诗眼。正如六朝人文,"暮春三月,江南草长。"绿字长字,皆见中国文人用字精妙处。从前人作诗都是一字一字斟酌过。但我们更应知道,我们一定要先有了句中其余六个字,这一个字才用得到斟酌。而且我们又一定先要有了这一首诗的大体,才得有这一句。这首诗是先定了,你才想到这一句。这一句先定了,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。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,一句一句积成诗。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,先有了句才有字。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,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,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。有了所欲言的,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。主要分别是要讲出你的作意,你的内心情感,如何讲来才讲得对,讲得好。

倘使连这个作意和心情都没有,又有什么工不工可辨?什么对不对可论。譬如驾汽车出门,必然心里先定要到什么地方去,然后才知道我开向的这条道路走对或走错了。倘使没有目的,只乱开,那么到处都好,都不好,那真可谓无所用心了。所以作诗,先要有作意。作意决定,这首诗就已有了十之六七了。作意则从心上来,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先要决定你自己这个人,你的整个人格,你的内心修养,你的意志境界。有了人,然后才能有所谓诗。因此我们讲诗,则定要讲到此诗中之情趣与意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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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有诗。好比作画尽临人家的,临不出好画来。尽看山水,也看不出其中有画。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。例如倪云林,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。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,是在他离家以后。他是个大富人,古董古玩,家里弄得很讲究。后来看天下要乱了,那是元末的时候,他决心离开家,去在太湖边住。这样过了二十多年。他这么一个大富人,顿然家都不要,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。他所画,似乎谁都可以学。几棵树,一带远山,一弯水,一个牛亭,就是这几笔,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。没有他胸襟,怎能有他笔墨!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。

我们学做文章,读一家作品,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。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,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个较高的人生,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。比方说,我感到苦痛,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。我遇到困难,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。我是这样一个性格,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。我哭,诗中已先代我哭了。我笑,诗中已先代我笑了。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。有些境,根本非我所能有,但诗中有,读到他的诗,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。如我们在纽约,一样可以读陶渊明的诗。我们住五层、六层的高楼,不到下边马路去,晚上拿一本陶诗,吟着他"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"的诗句,下边马路上车水马龙,我可不用管。我们今天没有像杜工部在天宝时兵荒马乱中的生活,我们读杜诗,也可获得无上经验。我们不曾见的人,可以在诗中见。没有处过的境,可以在诗中想像到。西方人的小说,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没有到过的境,没有碰见过的人。而中国文学之伟大,则是那境那人却全是个真的。如读《水浒》,固然觉得有趣,也像读《史记》般,但《史记》是真的,《水浒》是假的。读西方人小说,固然有趣,里边描写一个人,描写得生动灵活。而读杜工部诗,他自己就是一个真的人,没有一句假话在里面。这里却另生一问题,很值我们的注意。

中国大诗家写诗多半从年轻时就写起,一路写到老。像杜工部、韩昌黎、苏东坡都这样。我曾说过,必得有此人,乃能有此诗。循此说下,必得是一完人,乃能有一完集。而从来的大诗人,却似乎一开始,便有此境界格局了。此即证中国古人天赋人性之说。故文学艺术皆出天才。苏黄以诗齐名,而山谷之文无称焉。曾巩以文名,诗亦无传。中国文学一本之性情。曹氏父子之在建安,多创造。李杜在开元,则多承袭。但虽有承袭,亦出创造。然其创造,实亦承袭于天性。近人提倡新文学,岂亦天如人愿,人人得有其一分之天赋乎。西方文学主要在通俗,得群众之好。中国文学贵自抒己情,以待知者知,此亦其一异。

故中国人学文学,实即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。诸位会觉得,要立意做一人,便得要修养。即如要做到杜工部这样每饭不忘君亲,念念在忠君爱国上,实在不容易。其实下棋,便该自己下。唱戏,便该自己唱。学讲话,便该自己开口讲。要做一个人,就得自己实地去做。其实这道理还是很简单,主要在我们能真实跑到那地方去。要真立志,真实践履,亲身去到那地方。中国古人曾说"诗言志",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,若心里龌龊,怎能作出干净的诗,心里卑鄙,怎能作出光明的诗。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。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,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,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。

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。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,一定要有新文学。文学开新,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。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,必先从文学起。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,也必从文学起。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,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。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,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。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,能读人家诗就很够。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,可是不能不懂文学,不通文学,那总是一大缺憾。这一缺憾,似乎比不懂历史,不懂哲学还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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