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 1958年、1983年、1988年和1994年，以王兆俊、仲崇祜、程义亮、尤家骏等为代表的山一大老一辈防治专家，在全国率先实现以省为单位基本消灭黑热病、丝虫病、疟疾、麻风病，夺得新中国灭病史上“四连冠”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“中国的成功经验”和“创造性成果”，至今仍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成为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，山东对国家、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之一。
潮平岸阔，风帆正举。校（院）推出“四连冠”领军人物传记，以期通过讲好“四连冠”故事，传承“四连冠”精神，激励山一大涌现出更多的拓荒者、先行者、攻关者，闯关夺隘，攻坚克难，把一个个“不可能”变成“可能”，让一串串奇迹横空出世，为建设山东强省、为护佑全民健康、为实现中国梦接续奋斗，永立新功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，山东地区广泛流行黑热病，此病传播快、死亡率高，给病区群众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据临朐县志记载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、二年内，临朐县马庄一村，百户人家竟有65人患黑热病，先后死去30多人，有的人家竟绝了户。”泰安、济宁等广大农村同样疫情肆虐，大批病人死亡，不少村庄十屋九空，甚至变成无人区……黑热病成为山东人民的一大灾害，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，也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。
从1950年开始，疫区的群众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党和政府派来了灭病队伍。这支队伍长期深入农村，走村串户，查访病人，发现问题，总能及时解决，哪里疫情最重，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，尤其有一位南方口音的医生水平最高，待人也亲，群众都亲切地喊他“老王”。这“老王”穿布衣，登布鞋，吃农家饭，睡农家炕，与疫区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
时间长了，群众们才知道，“老王”可不是凡人，他的名字叫王兆俊，是留洋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。
至诚报国 到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去
王兆俊是江苏苏州人，1911年出生在一个中医家庭。1929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医学院，毕业后，留在上海当医生。1948年春，通过中央大学申报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，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，专门攻读寄生虫病学，于1949年4月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。
1949年10月底，他谢绝导师和同学们的挽留，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条件，怀着一颗赤子报国之心，冲破各种阻挠，几经周折回到新中国的怀抱。国家有关部门考虑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寄生虫专家，拟让他到高等院校任教，培养国家急需的寄生虫病学人才，京、津、沪、穗任他选择。但他执意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，到寄生虫病最严重的疫区开展防治研究。
王兆俊报国心切，无暇顾及妻子的感受。他的妻子是他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同学，在他去美国后，妻子从上海来到武汉工作。得知丈夫回国了，盼望他到武汉团聚。但他得知山东黑热病最为严重，便执意来到山东，从事黑热病的防治研究。
1950年初，他受聘到山东省卫生厅任技正。他的双脚一踏上齐鲁大地，就开足了马力，席不暇暖，废寝忘食，迅速着手各项工作，为建立防治黑热病专业机构做准备，他制定了防治黑热病初步规划、培养人员、到黑热病发病最高疫区防治试点……
1950年5月初，在王兆俊的考察、坚持下，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黑热病防治总所（1953年改称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），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——孙家埠东村成立，王兆俊任所长。
村里的老人们依然记得，王兆俊上任的那一天是一个人来的，他从泰安下汽车后，徒步走山路，趟小溪，最后坐着当时农村推粮食的独轮车进村了，挽着的裤腿，浸湿的皮鞋，与他白皙的面容、金边的眼镜极不相称。70多华里的山路，他摸索着整整走了一天。
从此，他用脚丈量着消灭疫情的道路，用心推进着消灭疫情的进程。为了掌握黑热病流行情况，他带领防疫人员深入到各个疫区。没有车辆，他就背着药箱步行，挨村逐户查访病人，经常一天走五六十里路。当时农村的条件很差，他与大家一起住农民的茅屋，没有办公室和实验室，他就把村内的小庙改造成实验室和门诊部。患者多，就白天看病做实验，晚上点上煤油灯，在灯下整理调研材料。
经过5年的努力，山东省黑热病防治所已是战果显著。1956年，卫生部指定这个所为全国黑热病防治研究指导中心。从此，王兆俊更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山东、苏北、皖北和全国各黑热病流行省区的防治研究事业中。他吃过的苦，付出的心血，都因为那孜孜以求的至诚报国梦而始终无悔。
敢为人先 “山东经验”推广全国，享誉世界
据统计，1950年—1958年，山东省共治疗黑热病患者24万余人，在国内率先达标消灭黑热病，为全国树立了榜样，也为其它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提供了经验，在一个省的范围消灭一种疾病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是一种创举。一时间，“山东经验”推广全国，享誉世界。
髂骨穿刺法诊断黑热病。过去，诊断黑热病的方法是通过胸骨穿刺来检查骨髓血，可是由于胸骨靠近心脏，胸骨穿刺很容易刺破心脏和动脉血管，危及病人生命。王兆俊和同事们反复试验，终于在大腿根部的髂骨上找到最合适的抽骨髓血的办法，检出的原虫阳性率不低于胸骨穿刺，而且安全可靠。他将这一办法在全国推广使用，大大降低了医疗事故的发生。应用这一办法，仅仅两年就查明山东省135个县区均有黑热病流行，全省有20多万病人，占全国患病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。
研制生产黑热病特效药——斯锑黑克。当时治疗黑热病的药是一种进口的五价锑针剂，价格昂贵，打一针需要相当1900斤小米的价格，一般人根本治不起。王兆俊和山东新华药厂的技术人员一起试制斯锑黑克针剂。在试制过程中，他一边承担临床试验工作，一边深入到泰安、临朐等疫区，搜集病人打针后的反应情况，不断提出改进意见，经过两年多的努力，终于制成每毫升含锑100毫克的浓缩水溶剂，中国自己生产的黑热病特效药——斯锑黑克诞生了!
王兆俊经过无数次的测验，证明用6天6针的治疗办法，对病人进行静脉或肌肉注射斯锑黑克，治愈率高达99%，且使用方便，价格低廉，全可靠。卫生部经过论证，决定在全国推广这种斯锑黑克针剂，而且全部由国家出资，对黑热病人免费注射，为在农村大规模开展黑热病治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，大大加快了中国黑热病防治工作的进程。
确定灭蛉是预防黑热病的根本措施。国外专家曾认为，犬类是黑热病的宿主，1951年全国黑热病防治会议上，国内知名专家也一致推断我国流行的黑热病属于“犬源型”传染源。为了求证犬类和黑热病之间的关系，王兆俊敢于挑战国际权威，组织大批量捕捉犬只，其过程相当艰苦，群众抗拒、遭狗咬、屎尿溅身等等都是家常便饭。历时三年，全省共捕捉35000余只，最后证明山东的黑热病和犬类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属于“人源型”传染源。
即使“人源型”传染源，那究竟什么是传染媒介呢，经过长期观察，王兆俊发现中华白蛉分布最广，凡有黑热病的村庄都有它的存在，但过去国内从未有人对此进行研究。于是，他带领研究人员在旧屋、茅厕、猪圈里捕捉白蛉，深入研究白蛉的生态习性，最终发现在5月中下旬用药物对全村进行一次室内喷洒，即可将白蛉消灭殆尽，且数年不再复生。进一步的观察证明，在对病人治疗并同时进行灭蛉的村庄，4年内患病率可降为零，而在仅治疗病人、不灭蛉的村庄，同期患病人数只减少61%。
王兆俊从诊断、治疗和灭蛉三个方面入手，创新并成功地研究出便于推广应用的黑热病防治方法。同时，充分吸纳西方医学bob综合体经验，在建国初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，长期坚持遵循医学bob综合体的规律，将防治、科研、临床医疗与培养人才、发动群众相结合，真正开启了山东疾病防治的新篇章。
甘于奉献 承载国家使命，铸就事业辉煌
1959年10月1日，王兆俊受邀参加了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，周总理高度赞扬了他消灭黑热病的巨大成就，并鼓励他说：“你们一定还要消灭其他寄生虫病啊！”
牢记总理嘱托，身肩千斤重担。王兆俊带领科研防治人员始终以奋斗者的姿态，默默地坚守着，拼搏着，用尽一沙一石一枝一叶，铺就了消灭疫情的艰难之路，用坚韧、智慧与心血汇成最美的花朵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出幸福与安宁。王兆俊也因此荣获了众多的荣誉和褒奖，曾多次当选山东省人大、政协委员，4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，1978年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，1979年，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。
与此同时，他笔耕不辍，在国内外先后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30余篇。他与吴征鉴（1909 -1982，著名寄生虫病学家，1978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）合著50多万字的《黑热病学》，这部巨著是他们总结科研成果和防治实践，是国内仅有的一部黑热病学专著。
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，山东寄生虫病防治研究的成就，引起国际重视，1954年，王兆俊到苏联宣读《新中国黑热病防治研究的成就》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，他先后接待了20多个国家70多位来访的专家学者，他们一致认为，山东省在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方面取得的经验，值得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借鉴。
成就背后，是王兆俊的坚守与付出，他为此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，远离大城市的繁华，还丢失了曾经眷恋的家。来到山东以后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黑热病的防治工作中，几年时间，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去武汉探望自己的妻儿。在妻子对他下“最后通牒”的时候，正是他日夜研制斯锑黑克的日子。妻子得不到他的回复，便决定和他离婚。
离婚后，他把失去家庭的痛苦深深埋在心里。他当年的房东回忆说：“他这位从国外回来的大专家，虽说享受部级待遇，连个家也没有，长期生活在小山村，与我们同吃同住，炒个鸡蛋就是改善生活。白天走村串户，晚上煤油灯下忙活，熬到天亮是常事，真令人心疼！”由于不适应北方冬天寒冷的气候，他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。到了后来,他走路时一瘸一拐，手也严重变形，很难握住钢笔了。
王兆俊对苦从来缄口不言，常年带领防疫队员深入现场，进行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由于他长期深入基层查访病人，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尤其是他多次献血使严重贫血的病人转危为安的事迹更被传为佳话。一位来自胶东地区的黑热病女孩已濒于死亡，因输了他的血而得救，患儿的父亲将其名字改为“党生”，以示不忘共产党的恩情。
王兆俊对病人医者仁心，对同事们来说，他是一团火焰，一块磁石。如今的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，1960年在济宁成立，王兆俊为首任所长，正是在他的感召下，寄研所聚集、成长起一批批寄生虫病专家，他们从建所初期汇集于此，他们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，他们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，却始终共同坚守着老所长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的寄研精神，先后拿下消灭丝虫病、消灭疟疾的桂冠。头顶“三连冠”的专家们，对老所长感念至深，赞不绝口。
——他乐于搞协作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与吴征鉴合作进行白蛉研究，他们互相支持、互相尊重、彼此关心，建立了深厚友谊。中国医学科学院曾把他们树为楷模，号召科技工作者们学习他们不争名，不争利，一心一意团结搞协作的优秀品德。
——他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培养，要求大家树立专业思想，并经常鼓励和教育他们到基层和现场去开展工作。他指导的研究生在研究课题的设计和实验过程中，总是兼有实验室和现场研究的内容，因而在论文答辩时常受到专家的称赞。
——他治学严谨，对所内同事送来审阅的稿件都是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。他讲求科学道德，有的稿件经他改写，作者要他署名，他从不答应。
——他谦虚谨慎，虽然在寄生虫病防治研究上成绩卓著，但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，归功于优越的社会制度，归功于集体的群策群力。
……
甘做惊天动地事，何计隐姓埋名人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在疫病防治上升到爱国卫生运动的大背景下，王兆俊们秉承强烈的爱国精神及责任担当，默默坚守，励精图治，鞠躬尽瘁，在黑热病歼灭战中首战告捷，取得的不仅仅是黑热病、乃至寄生虫病的防治研究经验，而是诠释、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医学的防治体系，并为世界预防医学贡献了中国力量。
（许锐）
